梅毒歧视和莆田系

医院的发家史，很容易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处于坑蒙拐骗的游医阶段时，他们都集中于治疗性病、淋病、花柳、疱疹等疾病，或者从事人工流产这些通常比较私隐的服务。这些内容经常帖在电线杆的性病广告上，有时连多看一眼都觉得难为情。但估计没有多少人预料到，正是这一不起眼的小广告，为莆田系做足了原始积累，为其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这不起眼的豆腐块广告，为何会有这么大威力呢？一直到今天，都还有人骂这种广告有碍观瞻、是城市的“牛皮癣”。就算这种广告演变成网络的关键词和小病毒，它们还是显得那么讨厌、难登大雅之堂。因为在外观上，它们确实很丑。另外，或许更重要的一点是：人们骨子里就有点恐惧和歧视性疾病。谁要是被人发现得了淋病、性病、花柳，他的声誉基本也算是毁了。因为得了这些病的人，很容易被认为“不正经”。直到现在，如果不是因为写文章，我都不太好意思谈它们。应该承认，性病歧视是存在的。但是，也许很多人不愿意承认，可能恰恰是这种歧视造成的社会文化，为成就今天的莆田系帮了大忙。其实，疾病从来就没有被单纯地当做一种身体紊乱，而总是挂满文化、政治和阶层属性。什么样的人该得什么样的病，什么的品性会更容易得什么病，甚至什么样的长相有资格得什么病，都是“有讲究的”。富贵病、穷人病、韩剧帅哥美女专属病、职业病、相思病、办公室白领的颈椎病、优雅的肺病、间歇性神经病，还有一种难以启齿的性病……总之，病从来不是病，病能导致文明的毁灭和重启，病会形成社会的歧视和偏见，病是一种象征和隐喻，是武器也是杀人卸责的借口。很多人一定以为我是胡说八道，对不起，我要掉一串书袋——它们足以证明，胡说八道的，不是我一个人。盗版摊上经常看到的那本戴蒙德的《枪炮、病菌和钢铁》，证明了疾病可能导致文明的兴衰；福柯那本看了几页看不下去的《临床医学的诞生》、看完了但没怎么看懂的《性史》，证明疾病与权力的规训和控制有关；文青鼻祖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说明疾病充满了莫名其妙的想象和歧视；马克思的《资本论》，愤怒地指出工人的肺部就是资本生存的条件；尼采说，一个人的健康状况与哲学写作密切相关；波德莱尔说，医院……另外，莫泊桑说，我得了梅毒，我觉得很骄傲。尴尬癌犯了吗？莫泊桑没有遇到莆田系游医。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梅毒患者被游医欺骗，人们是不会同情他的，反而可能生出一种看“坏人被骗子欺骗”的快感。尽管我们知道任何欺骗终究是欺骗，是可能不道德甚至违法的行为，但在那一刻，这种常识却是很容易消失的。因为，社会的偏见让梅毒患者贴上了“坏人”、“不正经的人”的标签。行骗者抓住了这种社会心理的阴暗面，畅行于法律和道德的边缘。在这个阴暗的角落里，骗子仿佛获得了一种“合法行骗”的特权，被欺骗者“无处话凄凉”，被害者只能“哑巴吃黄连”。这是莆田系能够长期生存并壮大的重要密钥之一，也是它最大的邪恶之处。这种邪恶的本质远不止于它所造成的身体损害，而在于它玩弄人性的弱点、调戏社会的正义和良知。善良比聪明更难，投机钻空子永远比走正道更加诱惑人。前几天我在查看莆田系的资料时，脑海里一直有个非常大的疑问：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医院为何总是走不出原始积累阶段的野蛮和粗俗，即使如今已是龙头老大，却还是热衷于投机钻营呢？有人说，那是因为有充分的社会文化土壤；也有人说，那是因为他们从根子上就坏了，所以再怎么发展壮大，也还是那个德行。我不知道谁更准确一点，但我现在的确觉得：像战争中发战争财的军火商，像灾难中趁乱打劫的抢劫者，利用极端的处境和人之恐惧，把邪恶的品性张扬到极致，这样的“发财之道”本身就是一种灾祸。

（文/曾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