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萌丨抗战时期日本在中国沦陷区内的卫生工

内容提要：抗战之前，同仁会利用多种扩张形式，成为日本在华最大的医疗卫生团体。在战时日本的对华卫生工作中，同仁会充当了主要的执行角色。同仁会各地诊疗班开展的医疗“宣抚”工作，是当地日军“宣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同仁会在沦陷区的防疫业务，则是日军细菌部队防疫功能的延伸；日本医师在“大陆医学”名义下进行的调查研究，为日本军政当局提供各种卫生情报。卫生工作是日本军政当局利用以同仁会为代表的本国医界，在中国沦陷区内获取民心、保障自身卫生安全、发展殖民医学的一项综合工程，其目的是在沦陷区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卫生体系。

关键词：同仁会/卫生工作/医疗“宣抚”/防疫/日本

抗战爆发后，沦陷区内卫生状况持续恶化，各地疫情不断出现，日本军政当局着手开展卫生工作。然而，在战时日本政府与军方的档案中，这一工作往往被冠以“对华文化工作”之名，使人难究其实。史料表明，同仁会作为战前日本在华最大的医疗卫生团体，深涉其中。抗战初期，同仁会即受日本军政当局之命，派遣由医师与细菌学家组成的多支诊疗班与防疫班前往沦陷区，开展医疗“宣抚”与防疫工作。随着战事的长期化，分布于沦陷区内各地的同仁会卫生机构，又对当地的卫生状况展开调查研究，履行起某种特殊的职能。通过梳理战时同仁会在沦陷区内的活动，我们不难发现日本开展卫生工作的诸多线索。

迄今中日学界的研究表明，同仁会确实与战时日本对华医疗卫生政策存在直接关联。①然而以往学界研究，大多限于对战时同仁会个别活动的考察，而未能将之置于日本对华卫生工作的整体视野中加以探究。一些重要史实，如同仁会与日军细菌部队之关系等，也未能充分说明。同仁会在日本军政当局的卫生工作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一工作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同仁会在华卫生机构与日本军政当局存在怎样的联系?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真相。另须说明的是，原同仁会医师的医疗报告、回忆录以及《青木义勇文书》等资料②，以个人视角记述或回忆卫生工作的一些细节与内幕，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执行卫生工作的主角

成立于年日本“亚细亚主义”浪潮下的同仁会，由东亚同文会主要干部近卫笃麿、长冈护美与日本医界名士片山国嘉、北里柴三郎等人共同发起，长冈护美出任首任会长。同仁会成立之初，即确定宗旨，乃“作为人道之事业，以我日进之医学为基础，对清、韩及其他东洋友邦输出并普及医事卫生上之一切知识，共同实现人类之幸福”。③早期的同仁会，作为依附于东亚同文会的民间医疗卫生团体，经费基本来自会员的会费与捐款，其对华医事活动，不过为派遣若干医师来华，在中国东北营口、医院(后转让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大隈重信任会长时期，同仁会开始调整对华方针，逐步与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合辙。大隈说，同仁会在华的医疗活动“应谋求我国对华政治、外交、经济上之裨益”④，故而自年起，同仁会在财政上开始获得日本国库的补助。至内田康哉、林权助担任会长时期，同仁会与日本政府的关系愈趋紧密，几被视为“政府机构”。⑤在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同仁会在华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迅速，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日深。年抗战爆发之前，其扩张形式主要见于三途：

1.医院。年同仁会在北医院(医院)，年在汉医院，年同仁会又从日本外务省接收了青岛医院，医院医院。至抗战前，同仁会已在华经营4医院。医院时，始医院竞争的意识，医院长期以洛克菲勒财团资助的协和医学院为竞争对手；医院的经营，则务求“外观与设备远超长江流域他国医疗设施，而为日本扬眉吐气”。⑥然而，医院的经营，受中国时局的影响很大，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举国掀起抗日浪潮，医院的患者大幅减少，医院收入随之剧减，经营一度陷入困境。⑦

2.派遣巡回诊疗班。医院曾派遣巡回诊疗班前往宜昌、沙市、九江等地，昼间于街头对民众行医，夜间放映宣传卫生思想的电影，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为了打开九一八事变后的困局，医院吸取此前经验，于年实行巡回诊疗班制度。⑧医院选定的巡回地区，多为医疗条件恶劣的内陆腹地，如当年5医院派遣之巡回诊疗班，前往日本控制下的冀东通、蓟、玉田、遵化、丰润等地；10医院派遣之巡回诊疗班，前往齐河、周村、明水、章丘等地；11医院派遣的巡回诊疗班，前往胶县、高密、坊子、益都等地。⑨同仁会医师携带臂章，活跃于河北、山东乡野之间，竭力宣传日本医学，成为华北事变下特有的景象。

3.出版医药类书刊。年同仁会成立“华文医药学书出版会”，主要从事日书中译的工作。当时日本医家的重要著作，如西成甫《精选解剖学》、林春雄《病理学》等，经由汤尔和等人译介，受到中国医界的欢迎与重视。此外，同仁会也出版一些中国医学者如陶烈、沈恭等人的研究成果。据黄福庆的调查，战前同仁会出版的中文医学著作达44种之多。⑩年同仁会又成立调查部，致力于调查中国各地的医疗卫生状况。

此外，同仁会还利用举办中日医师讲习会、奖励中国医学生赴日留学等形式扩大在华的影响。抗战前，同仁会成为日本在华最大的医疗卫生团体。然而，同仁会的扩张并非没有限界，其长期谋医院的计划，终因自身财力的局限而流产。同仁会对中国社会的渗透，也引起中国医界的警惕与反对。-年间，上海《医药评论》杂志就曾发表数篇评论，批判同仁会在华活动的目的在于刺探中国内政，协助日本军政当局对华开展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侵略。(11)

年7月抗战爆发不久，平津沦陷。8月5日同仁会医院发电，指示其“应按实际情况组织救护班，以本会之精神采取救治伤病患者之行动”，而汉口、青岛、医院，则按当地日本使馆要求，将医护人员先行撤回至日本国内。(12)在总部的指示下，10-11医院组织数支诊疗班，协助日军“宣抚班”于城内救治中日伤患，对约人进行了免费治疗。(13)淞沪会战爆发后，上海地区霍乱流行，日本军政当局为了避免疫情流入平津，在华北派遣军军医部的授意下，医院组织了一批小规模的防疫班，对市内各车站与城门进行检疫，并在日军协助下全力搜索疑似患者，对约20万北平民众进行了强制预防注射。(14)抗战初期医院的诊疗及防疫活动，可谓同仁会参与日本对华卫生工作的先声。

随着战事的扩大，华北与华中沦陷区内原国民政府控制下的中央卫生试验所、中央防疫处等各级卫生防疫机构均告关闭，医院或内迁或停业，沦陷区内公共卫生体系陷入瘫痪，民众流离失所，各种疫病渐有蔓延之势。面对这一情势，日本军政当局开始着手以诊疗防疫为主的对华文化工作。日本在沦陷区内的卫生工作逐渐拉开序幕。

年9月初，外务省密令同仁会、大阪帝国大学医师团等数个团体，准备派遣诊疗班前往华北，协助当地日军“宣抚班”开展医疗“宣抚”工作。所谓“医疗宣抚”，即由日军特务机关下属的“宣抚班”，利用各种医疗资源对沦陷区的民众进行治疗，使之感慕“皇军之德化”。(15)9月21日同仁会制定《同仁会诊疗救护班派遣中国计划之纲要》，将已撤至日本的原汉口、青岛、医院医务人员，各编一班，准备派遣来华。(16)相较其他医疗团体，外务省对同仁会诊疗班抱有更高的期待，要求“值此事变之际，作为我方文化工作之一，应使派往各地诊疗班之活动，尽量得到中外民众的谅解”。(17)同仁会对参与医疗“宣抚”工作，态度积极。

在诊疗班的派遣过程中，同仁会防疫班的准备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年10月，日本驻外使馆获得国际联盟即将派遣防疫班来华的情报，这引起了日本军政当局的警惕。(18)外务省认为，“鉴于华北各地卫生状况不良，防疫设施尚不完善，除诊疗事业之外，更有着手防疫事业之必要”。(19)考虑医疗资源整合等问题，外务省决定仍由同仁会作为执行对华防疫工作的主体(20)，并在同仁会内成立“临时对华防疫事业部”。在财政上，除国库补助外，外务省另给予同仁会独立预算之权利。(21)此外，外务省还密令东京帝国大学医学教授宫川米次等人前往华北调查当地疫情。宫川等人在经由伪满进入华北之前，特别与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即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就未来“华北卫生开发”进行了密谈，在华北的实地调查中又得到了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的支持。宫川回国后不久，出任同仁会副会长，积极联络日本各大学的防疫专家，策划对华防疫业务。

日本军政当局对同仁会执行战时卫生工作充满期待，不仅因其拥有庞大的医疗资源、丰富的在华工作经验，还因其长期以来处于日本大陆政策的一端，为日本的国策服务。就卫生工作内容而言，无论医疗“宣抚”工作还是防疫业务，乃至日后开展的调查研究，都须得到本国医界的支持与参与。开战之后的日本医界，充斥着“医学报国”的口号，不少医师视同仁会为日本对华“卫生开发”的先锋，期待利用这一平台来华一显身手，日本医师会机关报《医海时报》就称，“(同仁会)此次事业之宗旨，乃广招天下人才，使之尽可能多地从各方面了解中国现状，为日后国人在中国的发展作出贡献”。(22)寄托日本军政当局与业界双重期待的同仁会，成为执行日本对华卫生工作的主角。

二、日军特务机关控制下的诊疗班医疗“宣抚”工作

年10月初，继平津之后，保定、石家庄、沧州、德州等华北各大城市相继陷落。在派遣地的选择上，华北日军特务机关认为，平津等地医疗条件相对完善，同仁会诊疗班在当地的工作，不会产生多少效果，故同仁会诊疗班应先派往保定、大同等前线地带。(23)

以原同仁会汉口、青岛、医院组成的三个诊疗班，10月7日从大阪出发，前往天津。在抵达当地后不久，华北日军即出台《同仁会诊疗救护班勤务要领》，要求“诊疗班在从事我军战地后方施疗工作时，应在我军指挥下，协助宣抚班施展我国医术，努力安定中国人心，但主要从事对日本人的诊疗工作”。(24)华北日军特务机关由此要求诊疗班应先为日军伤患服务。同仁会专务理事小野得一郎虽然认为医治日军伤兵并非诊疗班来华之使命，但也委婉地表示，将于视察前线之后视军医人手情况再作进一步的商议。(25)

战初，同仁会在身份认同上与当地日军特务机关对其之认识存在龃龉。在理事小野得一郎等同仁会高层干部眼中，诊疗班不属于日军军医系统，其首要任务是对中国民众进行医疗救治。而在特务机关眼中，医疗“宣抚”工作不过是宣传的策略，在战地军医短缺的情况下，日本医师理应首先为日军与日侨服务。不久，同仁会高层就发现，同仁会诊疗班若没有当地日军特务机关的支持与援助，其工作根本无法开展。小野得一郎的态度随即软化：“为避免护士空闲待机，可使之临医院医院”，而向日军特务机关表示了妥协。(26)此后三个诊疗班的医疗“宣抚”工作，在当地日军特务机关的指挥下徐徐展开。

以原汉口医院为主体的汉口诊疗班，先受华北日军甲集团军特务机关之命，前往沧州与德州。通过医师的诊疗报告，我们大致可以了解该班在当地开展医疗“宣抚”工作的情况。如外科医师多胡樽祐在报告中称，作为战时特有之现象，来访的患者受外伤者极多，其中知识阶层极少，大多为劳工或难民，而患者往往将不洁之民间药物贴于外伤创口，导致恶疾续发。(27)由此可知，医疗“宣抚”工作的对象，主要是缺乏基本卫生知识的底层民众。年10月25日汉口沦陷，汉口诊疗班受日军之命回归当地，医院已毁于战火，日军特意选定法租界内原平汉铁路管理局为新诊所，希望利用诊疗班的活动对租界内的民众施加影响。(28)据该班年1月《业务报告》记载，该班除一般业务外，其妇产科须“对我国从事接客业的妇人实施检梅工作”。(29)由于战初日侨基本撤出汉口，所谓的“日人接客业者”，应是指随军来汉口的慰安妇。由此可知，诊疗班的医疗“宣抚”工作，还包括对慰安妇进行妇科检查。

以原同仁会医院为主体的济南诊疗班，分为两部。以班长外田麟造为首的本班奔赴石家庄，水野重光为班长的分班则前往保定。战后的石家庄，在外田麟造看来，“战祸痕迹依然，治安也未定，街头市民毫无影踪，店铺紧闭，清晨多能听到枪声，有身临前线之感”。至年年初，难民开始回归，诊疗班的工作开始变得繁忙，“除普通患者之外，亦从事对特殊妇人的检梅治疗。当时石家庄共有名特殊妇人，其中25％左右必须立即接受治疗”。(30)在保定的水野分班，也在当地板垣兵团特务机关的特别委托下，对中国性服务者进行检梅工作。(31)不言而喻，诊疗班对中国慰安妇的加急检梅与治疗，反映了当地日军对性服务的急切需求。

以栗本定治郎为班长的青岛诊疗班，年10月受华北日军特务机关之命，于北京郊外顺义温泉村开办临时诊疗所。据栗本定治郎的报告，开始民众对日本医师颇为畏惧，问诊者极少，诊疗班利用当地伪治安维持会、自卫团等傀儡组织反复宣传，方使民众敢于前来问诊。该班不久奔赴太原，最后回到青岛。在辗转大半个华北之后，栗本感慨道，“诊疗班作为负责我方宣抚工作之一部分，当初即有挺身而出之觉悟。随着秩序逐步恢复，理应整理设备，以传播日本医学的真正价值为主要使命”。(32)可见，一部分日本医师如栗本，对于诊疗班的“真正价值”无法实现，内心有所失望。

战初同仁会的三个诊疗班，紧随日军侵略华北的步伐而移动，可谓处于日军“宣抚”工作的第一线。战前同仁会汉口、青岛、医院都有过巡回诊疗的经验，不少医师对农村医疗工作的开展，并不陌生。从同仁会统计的数据来看，派遣期间诊疗班的工作量相当繁重，汉口诊疗班工作天，诊疗患者人；济南诊疗班工作天，诊疗患者人；青岛诊疗班工作天，诊疗患者人。(33)在不少医师的报告中，都希望医院。医院系统诊疗班的回归，同仁会第一阶段的医疗“宣抚”工作宣告落幕。

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这并没有阻止日军在华中的攻伐。与华北的情势不同，华中是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心地带，亦是英美等国利益集中之所在。为了粉饰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野心，掩饰日军在南京等地犯下的暴行，并与当地的英美医疗组织展开竞争，同仁会决定开展第二阶段的医疗“宣抚”工作，向沦陷区南京、上海、太原、石家庄等地派出以各大学医学部为中心的四支新诊疗班，其中最重要的两支，即以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为主体的南京诊疗班与以庆应义塾大学医学部为主体的上海诊疗班。

日本军政当局对同仁会南京诊疗班的派遣工作极为关心。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季正在向外务大臣广田弘毅的报告中称，南京日军特务机关在当地开展的“宣抚”工作，受到来自英美等国卫生机构的阻力，“外人怀抱杞人忧天之想法，有意通过他们之手推动此项事业……(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应组织由我方权威医师带领的派遣班，采取紧急措施”。(34)在南京当地，虽然年2月18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已停止运作，但欧美组织对难民的救助活动并未停止(35)，其中具医院，对南京民众多施救助，“在整个非常时期的医疗工作，十分引人注目”。(36)

年3月的南京，仍笼罩于大屠杀后的恐怖气氛中。上任不久的日本驻南京总领事花轮义敬深感“宣抚”工作乃第一要务。(37)在花轮的催促下，同仁会南京诊疗班于年4月28日宣布开诊。为了吸引民众前来，诊疗班特别规定仅对日本患者收取费用，而对中国患者完全免费，一时间因战火而家财尽失的难民，纷纷前往求诊。医院对抗，诊疗班提医院的计划，“医院吸引了大量中国患者，唤起了他们对欧美的崇拜思想。我方宣抚工作若要顺利进行，就医院对抗甚至凌驾其上的医疗设施”。(38)由于南京诊疗医院展开竞争，至年8月时医疗“宣抚”工作已初见成效。花轮义敬称赞诊疗班所取得的成绩，“现在患者一日已超过人，而医院每日不过仅三四十人，通过比较就可以发现，中国人对于日本医疗机关已表现出不断的信任”。(39)

南京诊疗班的医疗“宣抚”工作情况，从班长冈崎祗容向外务省提交的报告，可以一窥端倪。战后的南京，“在外科上可见相当数量的创伤，大多已放置了六个月乃至一年以上”；“5月的南京，沙眼是最严重的疾病，其次是皮肤科的疥癣，再次是内科的一般呼吸病，肺结核的情况也相当严重”。(40)冈崎的报告，虽然反复强调丁中国民众的各种疾患主要来自于“卫生思想的贫乏与医疗设备的奇缺”，但令冈崎等日本医师最为担忧的，并非中国民众凄惨的命运，而是前来问诊的中日妇女患性病比例之高，“中国妇女中患淋病、梅毒者极多，正如古云‘战争是性病传播的媒介’，应该认定其与事变密切相关……日本妇女的井出氏反应(该反应用以检验是否感染梅毒——笔者注)、淋病检测阳性率亦很高，这虽是她们从事特殊职业的缘故，但因关系到出征将士卫生安全乃至事变后我民族的根本性问题，我们痛感从事检测工作的妇产科责任重大”。(41)

相较南京诊疗班，日本军政当局更为